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坚守比发起更具挑战——访在场主义散文奖评委会主席周闻道

热度412票  本文已影响:19382人 【共0条评论】【我要评论 时间:2014年6月17日 09:0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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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在场主义散文奖自2010年5月5日在北京宣布设立至今,已成功评选5届,建立了良好的社会公信力。铅华荡涤,当初的惊喜,热烈,期望,甚至怀疑,更多地已沉淀为赞誉,关注,思考,建议和更高的期盼。这是压力,也是动力。过去5届是怎么走过来的,未来的路将怎么走,在世俗的浮尘中如何独善其身,坚守立场,真正实现“重构文学价值,捍卫文学尊严,引领二十一世纪汉语散文发展趋向”的宏大目标?
  
  在第五届(2013)在场主义散文奖颁奖前夕,本报记者采访了在场主义创始人、在场主义散文奖发起人和评委会主席周闻道。
  
  记者:在场主义散文奖已成功评选五届,所产生的影响,建立的社会公信力有口皆碑,可以说是已成为当代散文的一个重要风向标。您能否将五届评选情况给我们作一介绍。
  
  周闻道:好的。在场主义散文奖2010年设立,从2009年起评,每年评选,下一年度评上年度。目前为止已评选五届,共评出在场主义散文奖6部,包括林贤治《旷代的忧伤》,齐邦媛《巨流河》,高尔泰《寻找家园》、金雁《倒转“红轮”:俄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回溯》,王鼎钧《回忆录四部曲》和许知远《时代的稻草人》;在场主义散文奖提名奖13部,包括龙应台《目送》、周晓枫《雕花马鞍》,张承志《匈奴的谶歌》、李娟《阿勒泰的角落》、筱敏《成年礼》、夏榆《黑暗的声音》、冯秋子《朝向流水》、资中筠《不尽之思》、刘亮程《在新疆》、章诒和《伶人往事》、阎连科《北京:最后的纪念———我和711号园》、毕飞宇《苏北少年“堂吉诃德”》、塞壬《匿名者》等;在场主义散文奖新锐奖49篇,包括刘醒龙、詹谷丰、王开岭、野夫、蒋方舟、马小淘、郑小琼等作家的单篇散文作品。对在场主义理论建设和创作、评奖成果,广东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了“在场主义散文奖五年”丛书,计9部220余万字,在这次颁奖大会上将举行首发式。
  
  记者:从前五届评选情况,或者说从获奖作家作品看,有什么特点呢?
  
  周闻道:有四个主要特点:一是参与度不断提高。每年申报、推荐的散文专著,由开始的400余部,增加到600多部;单篇散文由800余篇,增加到1000多篇;作家作品涵盖了中国大陆、港澳台地区和海外华语散文界。参与是认同的重要标尺,我们因此而倍受鼓舞,也深感责任重大。
  
  二是作品风格日趋鲜明。无论散文专著还是单篇,都更加鲜明地体现出散文性特点和在场品质,并呈现了一大批高端笔意之作。如高尔泰《寻找家园》、林贤治《旷代的忧伤》、夏榆《黑暗的声音》、冯秋子《朝向流水》、李娟《阿勒泰的角落》、塞壬《匿名者》等,以及一大批新锐之作。这些作品,不仅从文本上为我们提供了散文性的生动诠释,而且以他们对当下之痛,如精神自由、环境污染、底层生存状态,工业化、城镇化对乡村的肢解和家园的颠覆,对人类文明的阻滞和异化,以及知识分子的使命与风骨、个人情怀与家国命运等的强烈关切,彰显了在场精神的鲜明指向。
  
  三是艺术境界日渐高指。机制的力量是强大的,因评选客观公正,无论是知名作家,还是名不见经传的散文新秀,都在一个规范统一的平台和价值尺度下,用作品说话,促进了获奖作品在艺术境界上不断呈现高端指向,挑战既有高线。这些,都彰显了在场写作的强大生命力和多种可能,让我们既感欣慰,又坚定信念。
  
  四是评选规则不断成熟完善。“三不”评审原则深得各方认同,被誉为坚守公义,抵御时弊,治理评审顽疾的一剂有效良方。
  
  记者:关于评选的价值尺度,即散文性和在场精神,在实际评选中,你们是怎么掌握的;或者说坚守了吗?以散文性为例,且不说在场主义理论对此只作了外延的、文体特征的有限阐述,即“四个非”,而没有进行内涵的诠释。从传统认知中对散文的概念性判断看,你们评选的一些获奖作品,就存在较大质疑———比如获得第四届大奖的金雁的《倒转“红轮”:俄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回溯》,有人甚至认为它只是一部优秀的学术理论著作,而不是散文。对此,您是怎么看待的?
  
  周闻道:这个问题提得很好,我们也注意到了这种质疑。我的看法是:首先,这说明了大家对在场主义散文奖、在场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心,对散文纯粹性的关心。这是件好事。
  
  其次,什么是散文性?按照形式逻辑的定义规则,概念是反映事物本质属性的思维形式。因此,从理论上讲,散文性就是散文的本质规定性,是散文区别于小说诗歌、戏剧等其它文体的身份识别标志;散文性的文体特征主要表现为“四个非”。
  
  在这里,我们采用了解构式构建方式,既表明了否定什么,又表明了要构建什么。换句话说,“四个非”都有明确的构建指向,即:非主题指向随意性、非完整性指向片断经验和散漫性、非结构性指向发散性、非体制性指向自由表达。值得指出的是,以上只表明了我们现在对散文性的认识,随着理论研究和创作实践的发展深化,也许对散文性的揭示会更加深刻丰富。在场主义是一个开放的体系,我们期待那一天。
  
  再次,在评选中如何掌握。这既是个理论问题,又是个实践问题。在场主义散文奖旗帜鲜明地提出以散文性和在场精神,作为评判作品的价值标准,但由于散文本身过去长期身份不明,界限模糊,主体理论缺失,虽然在场主义发现了散文性,抓住了根本和正确方向,但仍还有许多问题有待研究和确认。在这种背景下,不同的人,包括评委,有不同的认知,很正常。我们一直坚持认为,自己没有获得全部的答案,永在路上,有争鸣才能更好发展。在评审中,对具体作品的评判,体现了评委对这个问题的认知和实际把握。评选结果是评委整体评判的汇合,是一种集体认知,而非个体。从已评选的5届作品整体看,毫无疑问,散文性是鲜明的,评委的整体评判结果是值得肯定的。我没有发现完全不具有散文性的作品获奖。当然,有的作品可能散文性相对薄弱些,思想性强些,或反之,都是正常的。
  
  记者:从前几届评选结果看,获奖作家似乎年龄都偏大,且台湾和海外作家比例较高,有人觉得似乎缺少了些许新锐之气。
  
  周闻道:首先,我们前几届评选结果和获奖作家,各个年龄段都有,不乏二三十岁的青年新秀。再说我们只按本奖确定的范围,审美本位和价值尺度评选,作家年龄和是否在海外生活,不属于我们的评选标准。我理解,年龄偏大正好反映了文学的某种规律:伟大的作家首先应当是伟大的思想家,而思想的沉淀必然有一个过程。是新锐还是陈腐,并非与年龄有必然联系,关键看具体的作家作品,看在思想内涵、艺术表现、现实介入及语言、叙事与最终文本等方面,是否有新发现、新气象、新境界。事实上,这方面的个体差异是很大的。就我们前几届评选作品看,虽不敢说每部、每篇都富新锐之气,但至少无陈腐之作。
  
  记者:通过五届评选,您最深刻的感受是什么?
  
  周闻道:坚守比发起更富挑战。有了李玉祥先生的文化情怀和高瞻远瞩,有海南领时房地产公司的坚强后盾,有在场主义严密新锐的理论基础和强大的创作呼应,我们发起设立在场主义散文奖,并没有费多大周折和精力。但是,坚守就不那么简单了,包括坚守宗旨、坚守评判标准和价值尺度、坚守民间立场和公正原则、坚守审美本位和艺术底线,等等。听一位朋友讲,他们那里有位企业家受在场主义散文奖启发鼓舞,兴致勃勃地准备拿出200万元,给作协设立一个文学奖。可是,评选方案还在酝酿中,就剑拔弩张,拳脚相向,被迫中止。一些很有名的文学奖项,初衷和规则都无可厚非,可每届评选却总是充满灰色传言,质疑声不断;有人甚至不以得奖为荣,反而为耻,问题不也是出在坚守上———没有坚守好昭示的正确。
  
  记者:那么在场主义散文奖是如何坚守的呢?
  
  周闻道:首先,要有道德底线和良知。每位评委,特别是评选工作的主导者,在投自己神圣的一票时,要扪心自问,是否对得起文学,对得起作者,对得起出资人,对得起良知。在这点上,我们的每位评委都做得很好,让我钦敬,也令我感动。其次,上级不干预。我们是民间文学奖,没有体制上的上级,出资人就是“上级”。没有出资人,奖项就不可能设立。但出资只解决经费问题,不解决评选公正和坚守。如果出资人打不破世俗人情,对评委就是最大难题。在这方面,在场主义散文奖出资人李玉祥做出了非常好的表率作用。他不仅不以任何形式干预评选,而且时时关注社会评价,不以个人主观,而以社会公信力作为评选工作评判,让评委既可释然,也有压力。再次,有一个好的评选规则和执行机制。就是大家熟悉的评选“三不原则”,及其相配套的程序机制,为各种社会不良风气的可能侵袭,设置了一道道坚实的防火墙,让我们有了有效坚守的工事。
  
  记者:按照常规思维,评选工作应当充分发扬民主。可是您刚才提到的评选工作“三不原则”似乎恰好相反,比如“不集中讨论、不沟通商量”。
  
  周闻道:毫无疑问,要保证评选的客观公正,必须充分发扬民主,吸纳各方意见,择善而从。任何评选,都是个民主集中的过程。关键是怎样民主,怎样集中,是否有效实现,或是否事与愿违。民主的要旨在于,保证每个人的独立意志能够得到充分尊重,核心是科学有效的规则和程序。
  
  在场主义散文奖评选的“三不原则”,不仅不与发扬民主相悖,而且正是民主实现的有效保障,或者说创新,被视为客观公正的重要法宝。虽然我们的每位评委都很优秀,都有很高的专业素养和评选操守,但他们对每个问题、每个作品的评判,绝不可能是完全一致的。我们需要的是每个人独立、真实、客观的评判;我们更坚信,每位评委独立、真实、客观评判结果的科学汇集,就是最真实、最理想的评选结果。传统体制性“集中讨论”、“沟通商量”的弊端在于,在这个过程中,评委之间可能碍于情感、面子、权威等,让独立评判受到干扰,甚至真实意思被遮蔽。其结果看似民主,实质上可能民主已被深层次伤害。
  
  记者:在场主义散文奖被很多人称为“华语散文第一民间大奖”,这里的“第一”,是指奖额,还是品质?
  
  周闻道:应该说,开始主要是指奖额。因为还没有评,没有拿出令人信服的“第一”结果,品质只是努力方向。包括“重构文学价值,捍卫文学尊严”,也有这个因素。随着评选的开展,一届一届的评选作品呈现在公众面前,你在评,大家在看;你在评作品,大家在评你。是不是“第一”,不是自我标榜,要大家说了算。令人欣慰的是,在场主义散文奖的“第一”,正在明显由奖额向品质、特色、公信力转换。
  
  记者:作为评委会主席、组委会副主席和秘书长,您负责评选工作的具体组织协调和实施,您对评委会工作有何评价;换句话说,您对评委会工作满意吗?
  
  周闻道:很满意。可以说,无论个体还是整体,无论学养还是评选操守,无论做事还是做人,我们的评委和评委会都是NO。1的。没有评委们的专业、敬业和坚守,就没有在场主义散文奖的今天。正因为如此,我们研究增设了“在场主义散文奖-伯乐奖”,五年评选一次,每次评选2-3人,由组委会奖励在评选工作中表现突出的评委。获得首次伯乐奖的有孙绍振、丁帆、周伦佑三位评委。借此机会,我要代表组委会,向评委们说声谢谢!
  
  记者:最后,谈谈今后的打算吧。
  
  周闻道:今后的打算,主要是“三个坚持”:坚持评下去。至少连续评选15年,可能更长时间。李玉祥先生讲,只要评得好,就没有理由停下来。坚持散文性和在场精神的价值尺度,重点是不断探索创新,更好地把理论认知和实际评判更好结合起来,努力接近和刷新在场写作的艺术高线。坚持“三不”评审原则。在此基础上,不断总结完善,发展提高,争取牢固坚守于名副其实的散文“第一”高地。
  
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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